口述：邹鼎山

　　记录：马朝虎

　　约会之余，我们的地下工作也在秘密进行中。

　　除了通过电话局搜集情报、传递消息。我和余宗恺还成功密谋铲除了常山县警察局一个文书，这个人对开展地下工作危害很大。

　　地下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让我放松了警惕，以为只要小心，自己没有危险，也就不会牵连家人。

　　但没想到，危险来得那么突然。

　　1941年1月，余宗恺匆匆找到我，说叛徒张西林事件发酵了，我已经暴露。他给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尽快撤退。

　　“回家收拾一下，立即转移，越快越好，走的时候，必须乔装打扮。”余宗恺着急地说。

　　那一天天气异常冷，余宗恺撤退时走得匆忙，穿得非常单薄。我看到他嘴唇被冻得发紫，便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他身上，握手与他告别。

　　我不知道，这一别，是不是像之前的林一心、小杜一样，再也见不到了。

　　顾不得多想，我紧急筹措撤退所需的路费，同时找到一位朋友，委托他为我准备一件棉大衣。

　　就在这时，省电话局突然通知我，要将我调回江山局，即刻赴任。

　　这很可能是为了秘密逮捕我而设计的圈套。情况变得更加紧急，我假装赴江山报到，穿上新棉衣，连夜离开常山电话局。

　　走的时候，我经过月姣在大东门的家。她的窗口还亮着昏黄的灯光。我咬咬牙走了过去，没有跟月姣告别。

　　我不想让月姣为我担心，更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她和家人受到牵连。

　　想到家人，我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 

　　家中还有一些涉及地下党机密的书函文件需要清理、转移、焚毁。 

　　我连夜秘密潜回到小白石家中。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我刚跨出大门，早就蹲守在这里的两名便衣宪兵将我逮捕了。

　　看到他们荷枪实弹，用麻绳将我像粽子一样捆绑起来，押解离开家时，我父亲、继母及兄弟姐妹吓得呆若木鸡，脸色苍白。 

　　直到此时，家人才知道我是个中共地下党。

　　宪兵把我带到常山警察局关了两天。期间，帮我做棉衣的朋友又冒险到看守所，将一条棉被和40多元钱交到我手里，谎称钱是我的工资，而棉被是我原先托他代保管的。 

　　在看守的监视下，我甚至连一声谢谢都不能对他说。

　　1941年1月26日，我要被押解去上饶集中营。这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爱国进步人士。

　　这天，刚好是农历除夕。负责押解我的几名宪兵因错过大餐而生了一肚子气，他们把我紧紧地捆绑起来，押上了火车，一路上对我不是拳打就是脚踢。

　　到达上饶站时已经是深夜，下着漫天大雪，我被押下火车，和从别的车厢里押下的一群难友一起，走过一段又长又黑、满是泥泞的路，被关进宪兵八团禁闭室。

　　大家全身都被雪水湿透了，钻骨的寒冷。

　　禁闭室黯淡的灯光下，我看见难友共七人，都是知识分子模样。一天后，他们被带走，整个禁闭室只剩下我一人。 

　　后来，那些人又把我押去审询室上刑，用烧红的钢筋穿过我的肩，我闻到皮肉的焦味，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挑担。

　　他们往我的鼻子里灌辣椒水，从此以后失去了味觉，香的臭的东西我根本分辨不了，像老虎凳、骑木马等酷刑都给我上过，但我咬紧牙关什么也没有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