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功富　文/摄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方法，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在科举时代，常山涌现出许多进士，同时也给常山带来文化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宋代，常山涌现了大量的进士，折射出当时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安定程度，也说明当时常山文化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期。

　　A

　　宋代，

　　是常山出进士最多的朝代

　　据光绪《常山县志》记载，常山历史上共有132名进士，其中文进士129名，武进士3名（皆在清朝）。文进士中，宋代91名，元朝6名，明代29名，清代3名。由此可见，常山在宋代进士人数最多，比元、明、清三代总和数的两倍还多。究其原因，出现这种情况是受到整个宋代重文轻武特征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室南渡后大量宗室成员及文人雅士集聚常山，人才集中涌现（据统计，宋代常山91名进士中，有50名属于南宋）。

　　其他几个朝代，常山出进士数不是很多，有历史客观原因。元朝因为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以汉人居多的常山当然也受到影响。清朝，随着科举制度走向灭亡，常山只出现3名文进士和3名武进士，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明朝，因为当时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所以常山考取进士的人数也相对较多。

　　据考光绪《常山县志》，132名进士分布在常山的37个大小地方。出进士最多的是宋畈，共有14名进士；排名第二的是芙蓉章舍，9名进士；何家源口，8名进士；后园（今县城西门），5名进士；南壁（今柳泽塘），5名进士；塔山下，4名进士。其他如球川等地，出进士1至3名不等。

　　常山进士分布，以宋畈、芙蓉、何家居多，原因在于宋畈和芙蓉是名门望族汪氏和王氏所在地，而何家是古县城所在地。

　　B

　　姓赵的进士数量最多，

　　是因为宋室的原因

　　常山历史上有记载的132名进士中，有26个姓氏，进士人数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赵氏（22名进士）、徐氏（19名进士）、汪氏（18名进士）、江氏（11名进士）、王氏（9名进士）、詹氏（8名进士）、魏氏（7名进士）、吴氏（7名进士）、郑氏（5名进士）、陈氏（5名进士）。而14个姓氏只有1名进士，分别是鲁氏、叶氏、景氏、蒋氏、毛氏、梁氏、周氏、蔡氏、唐氏、何氏、邵氏、尹氏、曹氏、聂氏。

　　常山十大姓氏中含有徐姓、王姓、郑姓、陈姓、汪姓、江姓等。从对照统计情况看，徐、汪、江、王等出了大量进士的均在十大姓氏内，而王姓、江姓等皆为名门望族。可见，常山古代进士主要集中在大姓和名门望族。而赵氏一门有22名进士，在数量上是“状元”，是因为宗室的原因（赵姓非常山十大姓之一）。

　　在常山，汪氏一门十八进士流传甚广，分别是汪韶、汪文、汪杰、汪兴、汪礼、汪哲、汪贤、汪隆、汪钊、汪晶、汪澄、汪大明、汪原善、汪文璟、汪敬中、汪则忠、汪原进、汪朝宗。汪韶和汪文、汪杰、汪兴是父子关系。汪韶是宋代常山的第一个进士，也是常山宋畈汪氏始迁祖。

　　此外，曾任常山知县的魏矼，其子魏钦承、魏钦绪、魏钦弼皆为进士，孙子魏泌和魏濬也是进士。徐辛隆一家，徐辛隆自身是进士，儿子徐大兴和徐忠兴也是进士，元孙徐青、徐瑛皆进士。

　　特别是王氏“一门九进士，历朝笏满床”的美誉，为常山的人文历史增添了光彩。根据地方史料记载整理如下：

　　1.王言，天禧三年己未（1019）王整榜。

　　字定国，王伟长子，芙蓉章舍人，仕河东转运使，升太常少卿，赠金紫光禄大夫。

　　2.王介（1015-1087），庆历六年丙戌(1046) 贾黯榜。

　　王言之三子，字中甫，芙蓉章舍人。初以太学生任福昌主簿。宋庆历六年 (1046)中进士,嘉祐六年(1061)，应试直言极谏科，与苏轼、苏辙等15人同被录取。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等职。曾与刘攽同为开封试官主判。著有《王中甫诗集》。

　　3.王悆，嘉祐四年己亥(1059)刘辉榜。

　　字中豫，王言之四子，王介之弟。官至秘阁直学士。

　　4.王沇之，元丰五年壬戌(1082)黄裳榜。

　　字彦睦，王介之长子，担任郑州原武主簿时，受命负责制作浑天仪，编撰《九章勾股验测浑天书》， 受到皇上嘉奖。仕至焕章阁学士。

　　5.王汉之（1057-1132），熙宁六年癸丑(1073)余中榜。

　　王介的三儿子，宇彦昭，号朝宗、默齐，别号石湖居士。宋熙宁间登进士甲科。宣和三年 (1121)，方腊起义军攻入常山县境，一度占领章舍等地。同年冬，汉之从汴京归理家事。因“录奏报御捕功”，加龙图阁直学士，又进延康殿学士。朝廷因其调张叔夜收降宋江有功，赠尚书，封信安侯。

　　6.王涣之，元丰五年壬戌(1082)黄裳榜。

　　字彦舟，因王悆之子沩之无后，过继给王悆为嗣。宋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甲科。崇宁(1102-1106)初，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大观四年(1110)，张商英任宰相时，涣之复任给事中、吏部侍郎。重和元年(1118)，改任中山府路安抚使兼知定武军，加宝文阁直学士。后因病调至安徽亳州，任明道宫提举。

　　7.王沩之，元丰二年(1079)己未时彦榜。

　　字彦仁，王悆之子，历任翰林司谏。

　　8.王栎，重和元年戊戌（1118）王昂榜。

　　王汉之的长子，又名巩，任大理寺评事，赠大中大夫。

　　9.王一非，庆元五年已未(1199)曾从龙榜。

　　字从是，王栎后裔，居东案乡上源下宅，初任工部主事，累官徽猷阁大学士。御赐琴书下带之宠，谥号文正。

　　C

　　出进士最多的宋代，

　　是常山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在相当长的一个周期内，区域文化大都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来举托的。科举人物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和人才兴衰的一个指标。故进士的多少和品秩的高低，就成为丈量某一地区人文升降的一个标志，同时也能折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安定程度。

　　宋代“拔尖人才”——进士的集中出现，说明当时常山文化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期，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后，常山的文化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的“小判断”也可从民国学人丁文江先生的“大判断”那里得到佐证，他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里认为：“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中国的文化中心。”

　　宋代是常山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还可从常山人王介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交往中得到印证。据载，王介与当时的重要官员和文化名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交往甚密。王介去世后，苏轼曾写《七律·同年王中甫挽词》深切缅怀：“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鹍。如君才业真堪用，顾我衰迟不足论。出处升沉十年后，死生契阔几人存。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犹应有泪痕。”王介的儿子王涣之，与大书法家米芾是好友，米芾写有诗歌《送王涣之彦舟》。

　　“中兴名相”赵鼎被贬寓居常山后，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汪应辰等许多外地的文人墨客也慕名而来，常山一度成为浙西“文人聚会的中心”。

　　在常山文学史上还有个奇特的现象，专家收集的与常山有关的唐诗并不多，只有二三十首，元明清的作品也不多，而留下的宋诗，据专家预计，或将超三千首。这虽然不能成为“宋代是常山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这一论点的“铁证”，但也从侧面说明，下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