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后人

　　每每回到故乡，我都要在村口徘徊一阵子，寻找留在记忆中的痕迹。

　　我的故乡在浙赣交界的一个小山村。虽说是山坞的脚下，但门口几十米就是320国道，那是历史上有名的“常玉古道”。我在这里出生，转眼已过一甲子。

　　我的祖上是清朝乾隆年间从江西建昌府南丰迁来，至今父老乡亲们交谈，常常是一口祖传的南丰腔，也是我笔名“南丰后人”的由来。听长辈们说，当年迁移来到桃树坞的山脚时，以种麻、番薯、玉米为生。1958年左右，桃树坞口建起水库大坝，村民才搬家到水库脚下的七家坞，当时也就六七户人家。

　　那些年，桃树坞水库尾处的老屋基上就有我家的自留地。

　　家门口是桃树坞水库里流下的常年不断小溪水，小溪边上有一口古井。小溪是我孩提时最喜爱的游玩地，我在溪里抓鱼摸虾，在溪水里学会了游泳，在溪边看母亲姐姐们捣衣浣纱。夏日收工的时候，小溪里尤为热闹，挤满了洗洗刷刷的左邻右舍。挨不到好位置的，干脆拿水桶到古井中提水上来冲澡。那时大家其乐融融，和谐如一家。

　　后来有一年，家乡发了大水，把古井圈冲走了，井中也被泥石垃圾填满，大家就在自家门口各打一口压水井。如今，在全面改进农村饮用水的进程中，故乡的人们已经用上了干净整洁的自来水。

　　小溪岸上是一大片农田，有好几百亩。春播秋收，冬种管理，特别是夏收夏种季节，既要收割早稻，又要抢种晚稻，忙得没日没夜。忆往昔，在我们生产队里，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生产队长老黄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犁、耙、耖的功夫样样在行，艰难险阻都是他领着头。清晨天蒙蒙亮，他带头上工的哨子就响了；夜晚，从田畈上最晚回家的也是他。大家送给他一个雅号——“老黄牛”。

　　我还清楚地记得：数十年前的一天午后，突然天昏地暗下来，老黄安排在田里劳作的社员尽快回家，而他自己要到远处山凹里的秧田再去巡查一番。等我们大家安全到家后，一阵阵冰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从家门口往田畈上眺望，只见老黄头戴草帽、身着蓑衣、肩扛银锄，亦步亦趋地行走在阡陌上。一阵闪电划过，田畈上的老黄犹如一尊金色的雕像。后来听老黄说：越是下冰雹，秧田里的水越需要灌满，不然要把秧苗打得稀巴烂。

　　在紧靠山岩的山排田中，还有村里的一方瓦场。那时，农户家都住泥瓦房，盖房子需要成千上万的瓦片。瓦场有三四个懂技术的泥瓦匠，眼看他们在草棚屋里“和稀泥”，可几经变换，就成了草棚门口坪地上星罗棋布的瓦片，晒干后装窑烧熟。这时候，我们也派上了用场。因为烧窑需要几天几夜功夫，更需要大量的柴草做燃料。我们一班学生，正好利用放假的时间，砍柴不止，有时一天要砍三四担。然后挑到瓦场出售，解决了下学年的读书费用。

　　当然，烧瓦的燃料是禁止砍伐生产队经济林的，比如油茶树。那时候，除了烧窑用柴禾，农家一天三餐烧饭做菜都离不开柴禾。从近处的“四山排”，到远处的“桃树坞”、“大窠里”、“绵坞”、“岭背”等山上，都留下了我砍柴的脚步。

　　我们全村的绿化造林还得感谢老洪书记。他从1965年出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就领着大伙治穷：办畜牧场，开加工厂，创办养兔场。1976年，他从大寨学习归来，又把眼光瞄到了荒山上。他说，村里有几千亩的山，但山上连一根扫把柄都找不到，真对不起祖宗啊，将来子孙后代也要骂我们。他带头在山脚下搭了个草棚，背来铺盖住了下来。一连几个冬春，他带领干部群众在桃树坞大山里栽种杉木500多亩。没过几年，他又带领村民在荒山野岭上种起了50亩柑橘和50亩胡柚，一改人们传统观念——“县城西门种不起柑橘”的历史。

　　后来，我进城进单位，故乡似乎离我渐渐远去。

　　近日，我又来到老支书带我们营造的这片山林里。穿过田野、翻过山坡、路过碧波荡漾的水库，我来到了故乡这片熟悉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树林中。脚下是斑斑青苔的泥石路，头顶是湛蓝的天空和几朵银灰色的白云。

　　这是我故乡的青山，这是留下我童年时期憧憬的树林，尽管我没有能力给予它什么，但满山满坞的树林却早已长大。那依稀可辨的是树林下的小路、山泉眼、大队的林场屋……却再也找不到我青少年时代的脚印了。因为，当年曾经在这里劳作的山孩子，自从某一天离开后，就很少回到故乡的树林，他的足迹早已随风飘去。此刻，我就像要远飞的燕子，唧唧啾啾地在林间盘旋——“日暮乡关何处是，葱茏山林是乡愁”。

　　故乡是一棵棵没有年轮的树，就像眼前的这片山林，四季长青，永远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