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这里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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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贤镇五里村距县城约20公里。这里环境优美，村容整洁，新屋林立，民风淳朴；全村2648人口，人均年收入在1.6万元左右。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然而，40年前，这里却是个出了名的“讨饭村”，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让五里人从讨饭走上小康路。值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望这个被誉为“浙江小岗村”的创新之举———

　　从招贤镇五里村委会办公室出来，直走三四十米弄堂，右拐再走50余米，便是刘舍岩（原五里大队第10生产队队长，已故）的老屋。跨进大门，一方天井呈现在眼前，里面潮湿，上方是堂前，堆放着一些杂物，还有两辆儿童玩具车。
　　“40年前，堂前中央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我们就是在这里商量、讨论分田地的事。”今年71岁的刘柏林用手示意出八仙桌的位置。
　　“是啊，那天晚上的会，开得非常顺利，大家的愿望都很迫切，一提出分田到户，没有一个人反对。”今年74岁的刘渭祯接过话头说。
　　40年前，他们正当壮年，作为分田到户的亲历者，此情此景，仿佛让刘柏林、刘渭祯等人回到了1979年的那个晚上……
　　他们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们跟往常一样，来到刘舍岩家里查看工分账簿。”刘柏林说，核对工分，是当时在生产队时每天都要做的事。大家来了以后，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几个男人坐在一起喝着茶、抽着烟，神情非常懒散，氛围也很低沉。除了工分，他们其实并不关心其他的事，虽然正值春耕备耕时节，但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明日应该做什么……这些仿佛跟大家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反正队长会派工的。
　　刘柏林共4兄弟，早早地分了家，老母亲跟着他过生活，家中5口人吃饭，分田到户前，穷得叮当响，要靠母亲、老婆外出讨饭才能维持。刘柏林所在的五里大队第10小队，当时已经分成了3个“小小组”，他是乙组组长，组里共有13户。
　　谈话期间，忽然有人说了一句：“要不，我们把田地分了吧。”
　　这句话，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堂前忽然安静了下来，静得吞一口唾沫的声音也能听得到。但是，这种安静只保持了几秒钟，接下来，大家就像炸开了锅，一下子来了精神。现场没有一个人反对，大家马上讨论怎么分的问题。很快，大家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对各自分到的田地都没有意见。
　　就这样，第10小队成了那个首先尝试“吃螃蟹”的小队，他们艰难而勇敢地迈出了具备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步：包产单干。
　　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日子里，《今日浙江》　第二期刊登了一篇报道———《浙江的“小岗村”》。记述了五里村在19年前率先在全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并写道：“省有关部门在整理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资料时，才知五里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省最早实行大包干的村。”
　　“我家分到1亩旱地，我都种了麦子，还记得麦子的品种是‘高山7号’。”刘柏林说，到了收获的季节，同一块地麦子收成一下子从500多斤提升到1000余斤，这么高的产量，让大伙心里都乐开了花。

　　借实行生产责任制，
　　分起了“小小队”

　　“这些事，我们都是偷偷做的。”刘渭祯坦言，对于分田地这件事，大家是既开心又害怕的。
　　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么矛盾复杂的心情呢？
　　一方面，大家都十分厌倦了每天“队长东头叫到西头，等齐社员点人头；一帮人马到田头，时间误了个把钟头；锄头当凳头，干活没劲头；　一年苦到头，收入仍然没花头”的日子。“每个队组里，总会有个别调皮的人，他们天天‘磨洋工’，严重影响了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刘渭祯告诉记者，到后来，五里人日子越过越穷，最基本的温饱都不

　　能解决了，老人、妇女、小孩只能出去讨饭，　“讨饭村”的名号也是这样得来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搞分田到户呢？因为过去的教训太深刻了。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初级合作社。刘渭祯、刘柏林等人也早早地将家里的土地和农具入了社，成为入社积极分子。6月初，县里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以及省、地委精神。指出：“由于建社过快，工作粗糙，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求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大整顿。”常山县委遵照省委提出的“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要求“生产实在搞不下去的社要坚决迅速地全部转组或单干。”大家虽然不十分明白上面的意思，但既然是中央下文件了，就必须坚决执行，于是几位队长都老老实实地整社去了。通过整社，常山县初级合作社由324个减少至216个，入社农户由10679户减少至5861户。12月份，县里又召开干部大会了。这次大会是传达贯彻中央新的精神，批判“坚决收缩”方针和“右倾保守思想”，重新动员农民入社。刘舍岩、刘明荣（原五里大队第5小队队长）等人这下又懵了。但懵归懵，还是又老老实实地发展合作社去了。到了次年2月，常山县农业初级合作社又猛增至346个，入社农户11479户。后来，又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观点。人们对这些做法稍有不满，即挨批挨斗，搞得大家“白天斗别人，晚上想自己”，人人自危。上述这些历史，刘明荣、刘舍岩、刘渭祯等人都经历过，他们怎会不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肚子并不像脑袋那样听话”，饿了就要叫。为了能够活下去，1979年春，刘渭祯他们打了个“擦边球”，借实行生产责任制，分起了“小小队”。五里村开创性的做法，得到政府的肯定“最早开始分田分地的，是第5小队跟第10小队。”在69岁的刘庆元家中，他找出了当年分田地的登记本，他一边翻看数字，

　　一边回忆。
　　他说，虽然暗地里分着“小小队”，但表面上还是集体出工、集体收工。到了1980年春耕时，刘明荣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除党籍，要劳改、枪毙我一人去，田一定要分，我一个人死了，全村人能活下去就行了。”刘明荣的话有点悲壮，但把此时大家要分田单干的强烈想法都体现了出来。当天下午，5队的17户人家飞快地把近百亩田给分了。
　　“饿死不如坐牢。”今年70岁的刘丙福说，队长的话也是大家的想法，“实在不行，我们再并回去。”不管上级同意不同意，也不管哪块田好哪块田差，只要能分到田。几天后，他们又将队里的耕牛和农具也分了。其他几个生产小队把5队、10队的做法看在眼里，悄悄地也把田分了。
　　夏收时，那粮食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晒谷场上堆满了，农民家里堆满了。略一计算，稻谷每亩产量由原来的300余斤一下子提升到700余斤，这么大的丰收让全村人震惊，人们相互祝贺，脸上堆满了久违的笑容。
　　他们就这样半明半暗地干了两年，实践证明，五里村的做法是对的。198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1981]14号文件，纠正了不准搞包产到户的做法。
　　“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刘庆元说，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正在鲁士祠堂参加棉花会议，消息一传出，整个会场都沸腾了。8月16日至25日，中共常山县委召开公社党委委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总结和肯定了五里公社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的做法和经验。五里村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做法终于得到了县委和县政府的肯定。
　　1981年底，常山县全县2903个生产队有97％确定了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其中有90％实行了大田包干到户责任制，成了在全省率先基本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生产者通过经济合同承包完成最终产品，并按照实现产量或产值获得劳动报酬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其形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以一个作业组或生产队为承包单位，所得劳动报酬按某种预定办法在该集体内进行分配。如联产到组责任制、“三包一奖”责任制。二是以一个农户或劳动者为承包单位，所得报酬直接归这个农户或劳动者。如联产到户责任制、包产到户责任制等。用农民的话说，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分离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其收益分配明确划分，大大刺激了农业总产出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增加了农户的财富，农民的生活大幅改善，温饱问题逐步解决。
　　1982年，全国的农业产值创造了历史新记录，粮食增产的绝对数和增长率大幅飙升，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的情况。农业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五里村的农民富起来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变好了。他们从心底里感谢党，感谢党的政策英明。

　　今非昔比，
　　村庄变化天翻地覆

　　“跟40年前相比，村里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了。”今昔对比，刘渭祯感慨万千。
　　刘渭祯学了一手木工手艺，分田到户前，天天要去队里挣工分，他的木工活儿几乎用不到。分田单干后，自家农活可以自由安排，农闲的时间就到附近几个村揽些木工活，贴补家用。才过了五六年，刘渭祯家里就渐渐充裕起来，并有了一点小积蓄。1986年，刘渭祯亲手造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幢房子。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五里整个村都活了起来，许多青年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刘渭祯的儿子刘小东，就是打工青年中的一员。1993年，19岁的刘小东去了深圳，从事服装行业至今。“看着小两口的生活越来越滋润，我们两老心里也开心。”刘渭祯说，2009年、2010年，他们家先后在村规划区内造了两小楼房，一幢三层半，一幢二层半，面积都是100余平方米。“去年，儿子还购置了一辆小汽车呢。”说到这里，刘渭祯开心地笑了起来。
　　像刘渭祯一样，五里村民的住房条件有了大变化。五里村委会主任刘剑飞的手机里，有一张多年前拍的村貌图，那时候，村里大多还是矮墙瓦屋。如今，走进五里村，宽敞的村道两旁，幢幢新房林立，许多村民都建起了别墅般的小洋房，甚至还有一家，四兄弟合建了一幢七层楼，并装起了电梯。
　　多年来，五里村民始终传承着这种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办厂、开店、发展民宿的人，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成为行业里的龙头老大，资产千万上亿的，有10多位。
　　今年46岁的村民刘小芳，就是众多敢闯敢拼的创业者之一。10年前，他到温州从事服装业，后来，又到杭州开了服装店。两年前，他回到了村里，与妻子汪秀芳一起办起了服装厂。刘小芳说：“厂子虽然不大，年产值一百多万元，但是，回家总比外出打工好。一方面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村集体经济作一点贡献，为村民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
　　近日，记者在村里采访时，他们正忙着家家户户安装自来水。五里村书记刘月富介绍，除了农村饮用水工程，目前村里正在施工的还有沿江公路工程，预计年底可以完工。这些年，许多国家级重点项目落地五里村，如天然气管道、油气管道；杭金衢、黄衢南高速等项目，其中，五里高速枢纽成为浙江省第二大互通枢纽。因为众多的重点项目，五里村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大部分土地被征用了。
　　“当初，我们并不是要跟政府对着干，明明知道犯错误，还要分田地，只是想脱贫，想要维持生活。”回想40年前的生活，刘渭祯感慨万千，忍不住抬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眶，随后，他又破涕为笑，“现在好了，虽然我家的田地基本被征用了，但是我们夫妻俩每月的失土农民保险就有3500多元，感谢党的英明决策，我现在的晚年生活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