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朝虎 口述 姚康玉

　　毕业典礼上，时任武冈分校主任的李明灏将军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赠言：“你们是二分校的学生，毕业后就要为二分校争光，希望你们分发到部队后，要练就百发百中的技能，一枪消灭一个敌人，进而夺取抗战的胜利。”

　　父亲站起来带头鼓起了掌，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太过瘾了，这才是军人的本色。

　　令父亲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被分配到前线连队，去国民党第19师当了一名参谋干事，协助参谋主任完成指挥、训练和情报收集整理等工作。

　　当一名文职军人，出不了汗，也流不了血，安稳倒是安稳的，可这不是父亲当兵的目的，他想跟日本鬼子在战场上相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父亲一次次要求下到连队，不要官职，当一名普通士兵也行。

　　参谋主任非常欣赏父亲，有意把他留在身边好好培养，以后肯定是一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指挥官。

　　普通士兵好招，优秀的指挥官难找。参谋主任生气了，把父亲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国家花大钱教会你打仗，不是让你跟一般士兵去当炮灰的，是让你懂得怎么带领士兵打仗的。好的士兵顶多杀死几个十几个日本鬼子，好的指挥官能打一场又一场胜仗。”

　　当兵不打仗，还算个什么？父亲还是想不通。

　　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只好不咸不淡地干着这个参谋干事。

　　一直没有收到家里的回信，父亲心里清楚，固执的祖父还没有原谅自己的不辞而别。

　　离家已经3年了，父亲还是挺想念家人的。可部队转战东西南北，从没有消停过。离家最近的一次，是参加浙赣会战，19师奉命开赴江西上饶的沙溪，担负铁路沿线的守备任务。

　　沙溪离老家不到80公里路，父亲本以为，国军兵力远超日军，等打败他们，就可以回到家里，跪在祖父面前陪罪。

　　但这场战打得窝囊，日军攻下了衢州。这个时候，父亲随部队转防到江西的资溪，再开拔到福建长汀。日本鬼子扫荡到我们村子里，杀害13名村民的事情，父亲不知道。

　　父亲还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天开始，祖父已经原谅了他，并支持他打日本鬼子了。

　　这一天晚上，祖父吩咐母亲把父亲几年来寄回来的信都交给他。祖父读书不多，信上的字不识几个，他用长满老茧的手慢慢地抚摸信纸，发出沙沙的声响，我都有些担心会把信纸勾破。

　　祖父又从信纸上抬起头来，对母亲说：“还有一样东西怎么不给我看？”母亲一时没有恍过神来，祖父用手指在半空中划了个方块。

　　母亲脸一红，明白过来，是父亲寄回来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我看过，一位男子穿一身笔挺的军官服，眼光很有神地看向远处，威风凛凛的。母亲经常偷偷地拿出来瞄上一眼，又塞到抽屉的最里面。

　　想不到，祖父知道照片的事情。

　　祖父端详着照片中的儿子，眼睛都不眨一下，说：“他像我。”

　　祖母和母亲只敢偷偷地抿嘴一笑，大家都知道，父亲更像祖母。

　　父亲的这张照片，家里人拿它当宝贝。

　　这年的秋天，父亲回来了。那天，我和哥哥从外面玩回来，看到一个穿军装的男子看着我们笑。

　　这个人我们似曾相识。

　　“你们快叫爸爸。”母亲对我和哥哥说。

　　这次，父亲是回来探亲的。1942年的10月，第19师移驻湖南浏阳，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征得上级同意，父亲回乡探亲了。

　　村庄还没有从被日本鬼子的虏掠里缓过气来，田地里的晚稻都没人种，荒草长到半人多高。

　　一天，父亲买了一些香纸，带着我和哥哥去血泪坑祭奠，这13个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全是父亲熟悉的街坊邻居。水坑边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嘤嘤地哭起来，后来，哭声连成了一片。

　　小孩毕竟是小孩，很快，我就和哥哥就跟父亲亲得不行，整日都缠着他。父亲把村子里的孩子组织起来练正步走，让我们排成队，上身挺直，两腿绷直，两臂高摆，目光前视齐步往前走。

　　队列是由矮到高排的，可我和哥哥一定要排在队伍的最前头，排在最前头威风。

　　父亲在家住了10来天，就要返回部队了。我们一家人全都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走远。我要追上去，被祖父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

　　走到村道的拐角处，父亲回头望了一眼，笑了一笑，牙齿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白光。

　　那天，跟父亲一起离开老家，去到部队上的还有一位名叫林高山的青年。

　　林高山和父亲同一个村，从小一块儿长大，两个人形影不离，是父亲的小跟帮，他也非常希望跟父亲一样参军打鬼子。部队正在招收兵员，父亲就把他带上了，在国军第19师55团当了一名士兵。

　　要不是林高山，父亲部队里的很多事情，还有在常德会战中是怎么牺牲的，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收到父亲从部队上寄回来的信，成了全家人最快乐和最盼望的事情。从这些信里，家里人知道父亲在做些什么，还有一点大家不愿说出来，能收到信，说明他还活着。

　　有打鬼子的父亲，村里人都高看我们一眼。

　　我们一帮小孩经常在一起玩正步走，他们都让我和哥哥排在队伍的最前头，玩打仗的游戏，也是让我和哥哥当首领。

　　祖父的豆腐作坊被日本鬼子烧掉后，家里变得一贫如洗，重新租了一块地，开始在土里刨食，农活忙不过来时，不用吱声，邻居们就会来帮工，连口茶水都不喝。

　　但从1943年11月份以后，家里就没有收到过父亲的信件了。每次看到邮差，祖父都要拦住他问来问去，还去翻找邮差的邮袋，怕信件被遗漏。邮差看到祖父都有点烦了。

　　一家人心里很不踏实，祖父在路上走着走着，经常想不起来自己想干什么。母亲缝衣服时，手指老是被扎出血。一家人从来不谈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父亲的信息。

　　1944年3月底的一天，油菜花开在不远的田野里，蜜蜂在花枝上飞来飞去采蜜，风一吹，油菜花的香气很刺鼻，我一直都嗅不惯油菜花香。

　　母亲不准8岁的哥哥和7岁的我到田野里去玩。“油菜花黄，野狗发狂”，她担心我们被到处游荡的疯狗咬伤。

　　我和哥哥只好在家门口玩泥巴，而母亲在厨房里铡猪草。

　　这时，几个村子里的男孩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人找你们家来了。”

　　我们的村子不大，外地人来村里找人，都会在村口问路。几个男孩得到消息，就先跑来报告了。

　　我和哥哥推掉泥巴站起来，母亲也放下铡刀，靠着门框上，祖父祖母从屋子里走出来，一起望着通往家门口的路。

　　春日阳光明媚，一群人行走在路上，鞋尖踢起泥土，粉尘扬在空中。他们有的空着手，有的挑着箩筐。他们越走越近，后面跟着一群村子里的大人小孩。

　　来的是七八个人，有穿军装的，有当地乡政府的，他们个个都面色凝重，把一份阵亡证明递到母亲手里，还有24斗稻谷作为抚恤。

　　父亲拿他的生命，换来的是一张纸和24斗稻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