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建国

　　查慎行（1650 -1727），初名嗣琏，康熙二十八年（1689）末改名慎行，字悔余，晚年居于初白庵，故又称查初白。杭州府海宁花溪（今嘉兴海宁市）人，清代诗人、文学家。查慎行年少聪颖，声名早著。早年受教于黄宗羲，得陆嘉淑赏识、朱彝尊提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中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供职于南书房。康熙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筑初白庵以居，潜心著述。雍正四年（1726），受弟查嗣庭牵连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到两个月即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查慎行是诗坛“清初六家”之一，继朱彝尊之后被尊为东南诗坛领袖。对清初诗坛宗宋派有重要影响，为中流砥柱、集大成者，是现代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和当代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的先祖。在诗歌创作、诗歌艺术研究和诗学理论研究均有建树，生平诗作不下万首，堪称多产诗人。其诗兼采唐宋而以宋为长，于宋诗师法苏轼，整体肯定黄庭坚、陆游。诗风清新隽永。艺术上以白描著称，对后来袁枚及性灵派影响甚巨，主要作品有《敬业堂诗集》《查初白诗评十二种》等。查慎行的一生，真正走进常山的次数很少，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常山留下了诸多文化瑰宝。

　　随师南游到常山

　　查慎行参与科举可谓“命途多舛”“屡败屡战”。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月，他同参加会试的长子查克建一同入都。次年二月底，他离京南归，在保定得知儿子查克建中进士时，即兴创作口占，而此时他自己仍然只是举人。夏，难掩儿子及第的喜悦，他在家乡老屋的原址上修建得树楼，竣工后一气作诗九首。六月，查克建北上赴殿试，他作《儿建赴殿试北上诗以示之》予以激励。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他往返嘉兴、湖州两地两个月，三月后回家。四月，应邀与师长朱彝尊（1629-1709）同游闽南，乘舟经过富春江、七里泷、兰溪、常山，入赣后，又经玉山、铅山，至湖口登陆至福建崇安，游武夷山。六月，至福州。七月，至建宁。往返五个月，秋天回家。查慎行此次随师长朱彝尊来到常山，因朱彝尊致仕前系朝廷命官，故随同会见了当时的常山县令（或临时负责人）。当天晚上，他们住在常山县城。尽管长途跋涉非常劳累，但查慎行依然不忘留下诗作。回想起去年以来，他先是自京城出发，沿运河坐船南归；再是往返嘉兴、湖州两地；然后是这次自杭州上船沿钱塘江逆流而上，沿途总共经过了七十四个县城，水路交替、纡回曲折，倍感艰辛。相比来说，这次在船上还算安稳，虽然日夜兼程，在船上度过了七天、六个夜晚，但感觉“一眨眼”就来到了常山。想到这些，他拿出笔墨，自然而然地写下了《江行六言杂诗（之一）》：“长亭七十有四，川路萦纡倍艰。安稳烟波六宿，卸帆已到常山。”

　　常玉道上勤吟咏

　　第二天上午，他们一行启程不久，突然满天大雾，只得慢慢行进。午饭间，查慎行即依据路上所见写下了《早发常山大雾》：“苦雾忽吞天，去城不数武。如行襄城野，七圣迷所处。初日渐渐高，寒光翳复吐。窅然坠醉梦，既觉乃停午。前瞻怀玉峰，峰峰垂自缕。西江行在望，未济恐多阻。”这天晚上，他们住在草萍驿，晚饭后朱老作诗《常山山行》：“常山玉山相去百里许，山行十人九商贾。肩舆步担走不休，四月温风汗如雨。劝客何不安坐湖口船，船容万斛稳昼眠。答云此间甘亦乐，且免关吏横索钱。”查慎行与朱老长孙桂孙陪在一旁。陪朱老共赏一番后，查慎行回到自己房间，面对眼前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就曾随朱老经常山、玉山、南昌至赣州的一箱子书，又联想起自己这些年参加乡试、会试的不顺，往事历历，自感可笑可悲，便承接昨日诗稿，提笔写下了《江行六言杂诗（之二）》：“一笈曾陪朱老，浙西吟过江西。谁怜磨牛陈迹，自笑飞鸿雪泥。”次日上午刚启程，查慎行又开始了诗作酝酿，并于中午写成了《发常山早雨午晴二首》，一曰：“七日江程上水难，肩舆差比布帆安。朝来更觉山行好，小雨才过路便干。”二曰：“菜畦麦陇黄兼绿，李径桃蹊白间红。着色春光谁画得，常山西畔玉山东。”之后，查慎行在此行中还作有两首与常山相关的诗，一首是《雨后发常山将抵玉山县途中复遇大雨》：“政条留邑乘，归榇阻秦云。出拜多襁褓，儿啼讵忍闻。”另一首是《前过常山玉山今过醴陵萍乡四县令同以一事去官偶纪之》：“朝廷惜民力，大事给邮符。朱邸徵求急，皇华道里纡。上官曾有檄，小吏似无辜。获罪由腰笏，冤哉何易于。”

　　《苏诗补注》助解读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轼与常山王介长子沇之在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相遇，作有《王中父哀词（并叙）》（见苏轼《东坡全集》卷14），叙文曰：“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轼忝冒时，尚有富彦国、张安道、钱子飞、吴长文、夏公酉、陈令举、钱醇老、王中父并轼与家弟辙，九人存焉。其后十有五年，哭中父于密州，作诗吊之，则子飞、长文、令举殁矣。又八年，轼自黄州量移汝海，与中父之子沇之相遇于京口，相持而泣，则十五人者独三人存耳，盖安道及轼与家弟而已。呜呼，悲夫！乃复次前韵以遗沇之，时沇之亦以辠谪家于钱塘云。”诗为：“生刍不独比前人，束稿端能废谢鲲。子达想无身后念，吾衰不复梦中论。已知毅豹为均死，未识荆凡定孰存。堪笑东坡痴钝老，区区犹记刻舟痕。”对于此诗（并叙），南宋著名诗人王十朋、刻书家施元之等均有相关注释，但多少有不当与偏漏之处。因此，查慎行对其进行了精准补注（见查慎行沥尽三十年心血于康熙四十一年仲春完成的《苏诗补注》卷24），注曰：“九人：富弼字彦国，张方平字安道，钱明逸字子飞，夏噩字公酉，陈舜俞字令举，钱藻字醇老，吴奎字长文，王介字中父，合先生兄弟共十人，序中‘九’字讹当作‘十’。 ”又注“沇之辠谪”：“沇之字彦鲁，少从王介甫学。彦鲁之得罪，因太学生虞蕃上书，付御史舒亶、何正臣治其狱，踰年方决，追逮徧四方。彦鲁时在国子直讲、颍州团练推官，坐受太学生章公弼请嘱补上舍，不以实，除名，故云‘束稿端能废谢鲲’。先生作中父挽词，有‘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犹应有泪痕’之句，则中父盖塟于润州，而与其子复相遇于此也。”此注有助于读者尤其是常山王介后人准确理解苏东坡诗文的真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