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的常山情缘
特约撰稿人毕建国
宋濂（1310-1381），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浩，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一代文宗”；与同任《元史》总裁官的王袆并称“浙东二儒”；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刘基、章溢、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其晚年所作的劝学文章《送东阳马生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勤奋苦读、奋勇前行。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后人又称其为“宋文宪”。
宋濂生前是否走进常山？因掌握史料有限，至今无以定论。但冥冥之中，宋濂与常山可谓颇有情缘，他“誓以文辞为佛事”，也为常山留下了诸多文学瑰宝。
一、初识常山因宿缘
据《明史·宋濂传》等有关史料记载，宋濂因与其祖父同日生，且出生前夕其母亲梦见“永明延寿禅师假室写经”，故初名寿，后改名濂。他自幼英敏强记，号称“神童”。一生勤奋博学、刻苦钻研，“于书无所不读”“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不但在世时即被推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还被后人称为明初佛教护法者。
宋濂自懂事后即自称为唐末五代宋初僧人永明延寿后身，在《血书<华严经>赞》序中说：“无相居士（宋濂为自己所起之号）未出母胎，母梦异僧手书是经，来谓母曰：‘吾乃永明延寿，宜假一室以终此卷。’母梦觉已，居士即生。”（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宋濂全集》之《潜溪后集》卷之八）。其《永明知觉禅师遗像赞》曰：“我与导师有宿因，般若光中无去为。今观遗像重作礼,忽悟三世了如幻。”又在《夕佳楼颂》诗中自言为菩提种：“我生本是菩提种，误婴世网未解脱。”（见《芝园续集》卷之八）。他还反复提到，其早年遍阅大藏经，在《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中云：“余也不敏，尽阅三藏，灼见佛言不虚,誓以文辞为佛事。”（见《銮坡前集》卷之十）。在六十四岁那年作《佛性圆辩禅师净慈顺公逆川瘗塔碑铭》云：“濂自幼至壮，饱阅三藏诸文，粗识世雄氏所以见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颇以文辞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顺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铭为属。”（见《銮坡后集》卷之九）。进入青壮年之后，他的佛学兴趣更加专注于心宗和永明延寿的《宗镜录》（又名《心镜录》），在六十五岁那年作《日本建长禅寺古先源禅师道行碑》中云：“予早岁屡阅一大藏教，晚独慕乎心宗。”（见《翰苑别集》卷之十）。《武林梵刹志》卷八云：“宋濂……护教编记，则宗镜之末光也。”说明永明延寿禅师的著作思想，一直影响着宋濂，宋濂由此顶礼膜拜而成为佛学之大成者。宋濂所作的这些关于佛教且被称为“宗镜末光”的文章，被晚明著名僧人云栖袾宏辑录为《宋文宪公护法录》，此书向受佛教中人重视。
正因为宋濂尽阅佛教经藏，故而他对佛教的典籍、历史、教派等非常熟悉，对各宗派之间以及明自性与经论（文字）之间关系的认识相当辩证而理性。他在遍阅《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和《禅林僧宝传》等佛学经典史籍后发现，罗汉桂琛禅师（867-928）为常山李氏子，剃度于常山万寿寺，师承和弘扬了玄沙师备“唯识无境”学说，创新运用启发式佛学教育方式，直接培养了以清凉文益为上首的一批佛教弟子，影响到中国禅师最后一派法眼宗的形成。清凉文益（885-958）传承桂琛“一切现成”思想，并汲取华严思想入禅，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禅宗“五家七宗”最后一派法眼宗，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为思想核心，直接培育了以天台德韶为上首的大批佛门弟子。永明延寿（904-975）嗣法于法眼宗二世祖天台德韶，成为法眼宗的三世祖，晚年成为杭州灵隐寺宋朝第一代住持，一生竭力弘扬法眼宗旨，调和各宗分歧，推进“禅教一致”，精心编撰了长达八十余万字的佛学巨著《宗镜录》，其“一心为宗、诸宗融合、万善同归”思想奠定了中国汉传佛教发展的主流。
综上所述，宋濂在明初既以儒者自任，又深入佛教，成为明初佛教护法者。他自称为“永明延寿后身”，为了深入研究佛教和永明延寿禅师，他阅遍了三藏等佛教典籍，青壮年以后尤其注重《宗镜录》和《宋高僧传》等典籍的研读，从中他了解到永明延寿禅师的大师祖罗汉桂琛禅师系常山李氏子，剃度于常山万寿寺。因此，他有意无意间对浙西常山有了一些了解。这就是宿缘使然。
二、再识常山因著作
史料记载，黄溍(1277-1357)，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书画家；元延祐二年（1315）登进士第，初授台州宁海丞，累官至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事； 至正十年（1350）南还，优游田里，至正十七年（1357）卒于绣湖私第；追封江夏郡公，谥号“文献”。王袆（1322-1374），字子充，号华川，婺州路义乌人，自幼敏慧，先从祖父学，再从父亲学，后师事柳贯、黄溍，遂以文章著名；是宋濂的同门师弟，和宋濂一样成为柳贯、黄溍的得意门生，元末隐居青岩山中；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召之为中书省掾，迁侍礼郎，出知南康府事；明洪武二年（1369）与宋濂同任《元史》总裁官。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宋濂仍在浦江仙华山为道士，实则在山中忙于读书写作。听说恩师黄溍回到义乌，他赶紧抽出时间前往拜访，并与情投意合的师弟王袆相见。王袆请宋濂到自己家中视察自己的书舍及房屋前后布置和房屋周边风景，向宋濂介绍了自家房屋及书舍的建设经历，并且，详细介绍了自己祖父和父亲的情况：祖父王炎泽，字威仲，致力经籍，业从朱子理学，历任东阳、常山教谕，石峡书院山长，以善教著称，学者尊为"南校先生"；父亲王良玉（1289-1363），字怀璞，秉性高介，研访经史，先为婺州路儒学训导，后任常山教谕，渐成儒学大师，居家教授时，弟子盈门，不下百人，其本人也身居其中承教等等。就在这次相见中，宋濂为王袆作了《华川书舍记》。记云：“华川书舍者，乌伤王君子充学文之所也。乌伤有大泽曰华川。唐武德间，尝置华川县，今之所谓绣湖，即其地也。子充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王威仲曾任东阳、常山教谕，石峡书院山长；父亲王怀璞，曾为婺州路儒学训导，后任常山教谕……”该文恣意狂洋，论及天文、地文，尤其人文种种，几次“呜呼，文岂易言哉！”从中，可以看出宋濂对王袆感情之深厚以及对此《记》之重视。
元至正十八年（1358）三月，朱元璋军队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到诸暨勾无山中避难，因独自留下住在浦江很寂寞，便把平日积蓄的意见写成《诸子辩》。从跋上看，他著这书始于是年三月丙辰（十八日）之后，至六月壬午（十五日）脱稿，不满三个月即完成。由于家室屡次迁徙，没有书籍存留，单凭记忆，所以定得并不详细。《诸子辩·孙子》曰：《孙子》一卷，吴孙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计》至《用间》，凡十三篇。曰：“《兵势篇》不云乎：‘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九地篇》 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斯固风后之遗说也……”。
元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显宗在郡中设学堂，召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之后有一天，三衢沈持正来到宋濂家中，交谈间介绍曰：“衢州因州有三衢山故取其名，三衢山在衢州属下常山县境内，因此衢州号称三衢大地。”此次交谈，沈持正盛赞了时任衢州路总管白景亮字明甫为人处事之贤明。宋濂于是联想起以前兰溪吴德基也盛称白侯之贤，于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当即写成《书白衢州》一文。
以上记述可见，宋濂因一次次接触到常山之名及其相关人、事、物，并据以成就自己的独创文章，从而对常山逐渐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三、情系常山以佛事
如前所述，宋濂在《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中云：“余也不敏,尽阅三藏,灼见佛言不虚,誓以文辞为佛事。”他又在《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大千禅师照公石坟碑文》 中云：“某虽不敏,每以文辞为佛事。”（见《翰苑续集》卷之六）。宋濂对于来请其所序、跋、碑铭者，多不拒绝，能应所请。这绝不是居高位而自傲，而是他乐于做佛事，即是他屡言的以文辞为佛事。
大约明洪武六年（1373），常山赤石（今属常山县同弓乡）人鲁文濬，从侍仪舍人（负责导礼的官员）迁秦王府（位于大明“天下第一藩封”西安）典仪（监督典礼仪式、大臣礼节的侍卫官，当时算四品以上高官）。文濬将行之际，抱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到翰林院，请宋濂为其居易书斋作铭。宋濂听完其请求和介绍之后，欣然答应，并当即提笔书写《居易斋铭》。其序曰：“衢之常山有簪缨世族，曰鲁氏，盖出于宋参知政事肃简公贯之之后。自毫而来迁，旧藏玉刻传宗印可验。其远孙文濬，念祖德深长，思继承之，种学积文，惟恐弗逮。州县察举其才，贡之中书，中书奏文濬才行雅饬，擢为侍仪舍人，迁秦王府典仪。将行，诣词林请，曰文濬读书之斋名曰‘居易’。鄱阳周先生伯温（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的书法家）为书三大篆揭之，愿以铭文为属。予谓居易乃素位而行（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并努力做好应当做好的事情），外物之来一归之于天，君子进德之方，有出于此者乎？是宜铭。”紧接着，宋濂一鼓作气，书就20句160字铭文。
明洪武十年（1377）前后，宋濂应休宁县令林温之请，为其父作《乐清男林府君墓志铭》云：“林邦福，字彦大，永嘉人。监常山务。沔阳绛巾贼起，江浙诸郡皆弗宁。时，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镇广信，专总戎事，署邦福常山尉，集义旅数千，淬砺戈予，使习坐作击刺之法，号令精明，部伍整饬。欲乘隙钞掠者，皆吐舌散去。以子温进士除休宁令，迎养解任。”
据传，宋濂在洪武十年告老还乡之后，曾应邀来到衢州府西安、常山两县交界处的乌石山寺（又名福慧禅寺），为撰《佛智弘辨禅师杰峰愚公石塔碑铭》，盛赞杰峰禅师的禅定精神云：“师澄居摄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载。”
宋濂还曾为常山《江氏宗谱》写过一篇《洪武十三年（1380）谱序》，赞扬江氏历史渊源流长曰：“江氏其始根于汉，蔓于唐，赫然盛于宋。”
宋濂每以文辞为常山相关人、事、物做佛事，既加深了对常山的认识和印象，又为常山留下了精彩而宝贵的文学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