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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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华夏大地正在悄然掀起改革开放的大幕。与此同时，城乡差别的烙印还时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浪漫与淳朴、自信与自卑等等。
　　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作家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应运而生，小说通过农民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二期上，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又通过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介广泛流传，成为了经典。
　　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陈奂生，为什么有条件上城里逛街、还想买新帽子呢？这里，他首先要感谢遇上了好时代，因为，国家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终于分到了责任田，自己可以自由地谋划一亩三分地，还可以除责任田之外，开荒种经济作物，生活渐渐好起来了，这才有了陈奂生“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现实也在向全世界宣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已经成了历史。
　　得益于天时地利，得益于国家好政策，调动了陈奂生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他可以到城里开放的市场卖些什么，然后，也买进帽子什么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小说在接下去的叙述中，陈奂生的小农意识又开始抬头，就像千千万万个农民“陈奂生”一样，他们刚刚解决了温饱，但城市里的小车怎么开门、煤气灶怎么打开、甚至连抽水马桶怎么使用，也不知道。面对眼花缭乱渐渐发达的城市，他要先去逛逛，他要货比三家，所以直到晚上“十点半以后，陈奂生的油绳”才卖光。他“又叹了口气，想动身凯旋回府。谁知一站起来，双腿发软，两膝打颤，竟是浑身无力”病倒在了准备回家的火车站。
　　小说转入高潮，亲民爱民的“县委书记”出现了，这就是“人和”场面的设计。县委书记只不过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蹲了两个月，吃了一顿便饭———“原来陈奂生这一年真交了好运，逢到急难，总有救星。他发高烧昏睡不久，候车室门口就开来一部吉普车，载来了县委书记吴楚。”经过县委书记的安排，昏昏欲睡的他随书记到机关门诊室看了病，然后又懵懵懂懂住进了县政府的招待所。第二天康复后，他“直奔百货公司，把剩下来的油绳本钱，买了一顶帽子，立即戴在头上，飘然而去。”
　　临近结尾，小说进一步揭示了主题：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开始渴望精神生活的享受。回家以后，陈奂生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了，看谁还能瞧不起他……”
　　可以说，小说《陈奂生上城》的成功兼具天时地利人和，作者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以小见大，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展示我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加上作者巧妙的构思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一经发表，引起了各方各界的广泛好评，之后还衍生出一批“陈奂生”系列作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
　　去年，由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等单位举办的，评选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40部（篇），高晓声的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陈奂生上城》毫无悬念地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