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阿良
提起父亲，我的内心充满无限的伤感，不只是因为从小失去父爱，更由于父亲是在劳碌中匆忙走过短暂的人生之路。
印象中的父亲，平头、圆脸、皮肤黝黑，身高勉强一米六，被乡亲们送了个绰号———“劳碌矮子”； 一双粗糙的手长满老茧，说起话来声音如牛吼，由于大字不识一个，生性直率，说话经常伤人自尊；喜欢吸旱烟，一根尺把见长的竹烟筒上别着一个黑乎乎的烟袋，里面装满土制的金黄色烟丝……
我家祖辈生活清贫，解放前靠租地主的山地种杂粮和帮富人家打长工度日。父亲八九岁时，爷爷便带他跋山涉水到开化、淳安等地去租山种玉米了，长年累月吃住在山上，风餐露宿，吃的是玉米糊、薯条以及各种野菜。年景差时，辛辛苦苦一年干下来，除了交租，挑回家只有一二百斤玉米。然而，正是这种日子，铸就了父亲从小就不怕苦难的精神。
人民公社合作化时期，父亲已经是生产队里的骨干。因生性本分忠厚，队长吩咐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斤斤计较，累活、重活、脏活总是抢着干，有时还“傻”得十分可怜。
老屋背有一棵百年大枫树，枝繁叶茂，由于生长在斜坡上，乡亲们担忧刮大风时树倒压农房、伤到人，生产队决定要砍掉这棵大树。然而，全队一百多个社员望着那棵大树谁也不肯爬上去剔枝丫，因为大伙认为树大有神，不好冒犯，否则会惹祸上身。队长把目光移向了老实巴交的父亲。见此情景，父亲也没多想，搬来长梯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又当了一回“英雄”。后来，队长破天荒奖励给父亲一斤酱油、一筒麻沙月饼。那天，父亲格外兴奋，当我们姐弟四人分享着他的成果时，母亲却在一旁狠狠地数落起父亲。父亲没有理会她，只留下了一句：“集体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吧。”
在生产队里，父亲是社员们公认的犁、耙能手。那个年代，生产队出工都规定时间，集中出发，每个劳动力干什么农活，由队长当场安排好。晚上大伙都会去记账员家里登记工分，队长则利用这个时机点评出工生产情况，少数出工又不出力的人会受到队长的批评和指责，严重的还会扣分处罚。当然，像父亲这样的干活能手，一天干下来可以挣到十分，有时队长还会视工作量另外加几分。
山里的农民淳朴、厚道，干农活争强好胜，互相攀比。或许是这样的民风铸就了父亲不一般的个性，甚至连上山打柴也养成挑剔、古板的习惯。父亲砍柴要选择光照充足的“阳山面”，这里生长的柴水分少，砍回家晒几天就可以烧。“阴山面”山上的柴就不一样了，因为日照时间短、水分重，他一般都不会去砍。要是打柴去卖，就会选择“阴山面”，柴禾有水分、值钱。不只是选择山面朝向，柴的品种也要挑选。如：映山红、枫树、山栗……这样的柴禾属于南方落叶灌木，做饭时好生火。那些如樟树、茶籽树之类的都不要，这样的柴比较难捆扎，背在肩膀上也是沉沉的。
砍柴如此，种菜也一样。父亲料理的菜园地里，看不到一株杂草，种的四季豆、黄瓜、白菜等总比别家的好。
父亲非常简朴，不喝酒，一件衣服打满了补丁，还舍不得换下，却与大姐夫、两个姑父和小舅舅一样抽烟。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乡邻买不起纸烟，为了省钱大家都抽旱烟，不少农家的自留地里种起了一块块烟叶。
抽旱烟必须有烟杆。烟杆是采用山上挖来的材质较好的竹根精心加工，再花几角钱买一个土陶的烟杆斗，接在一起就是简易的旱烟杆了，讲究一点的还要装上一个烟杆嘴。父亲的那根烟杆一尺多长，沾满油污的黑烟袋子总是用布线掉在烟杆上，里面装满了金黄色的烟丝。
地里的农活很多，父亲总是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论上山还是下地，甚至到门前的小河里去挑水，那烟杆总是不离身。也不管有多苦多累，父亲却从不表现出来，抽旱烟成了他消除疲劳，减轻压力的一种方式。在家里，父亲与大姐夫总是坐在一起抽旱烟，用最传统的悠闲轻松的方式商量着家务事。记得好多个年头的正月里，家在下徐村的大姑父和坝头自然村的小姑父来我家拜年时，都会带上几包上等烟丝来“孝敬”父亲。
利用出工前和收工后干“私有制”，是父亲勤俭持家的一贯做派，且从不让我们做子女的干重活，即使他上山砍柴晚归，两个姐姐去路上帮他分挑一些，往往也会遭到父亲善意的责备：“小孩子不在家多写写字，跑来为我挑什么柴？”朴实的话语里流露出父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一九七四年八月的一天，父亲带我从三十公里路外的二姐家做客回来。快走到宋畈时，我在路上捡到八角钱，说不出有多开心，以为父亲会带我坐汽车回家了。那时，车费只要几角钱。没想到父亲却说：“孩子，这钱可以替你交一个学期的学费，也可以买十多斤盐，咱们节约点还是走路吧，你走不动时，爸爸背你。”后来，父子俩硬是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坚持步行到家。
一九七六年秋的一天，对我们一家来说是最悲痛的日子，父亲带着劳累，带着疾病，带着遗憾匆匆地走完了他五十六年的生命历程。那年，我才十岁。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四十二年了，但他不畏苦累、勤劳朴实的品格，却始终激励着我在不同岗位上拼搏进取。
愿他在芙蓉老家的天际里，长眠安息。